王海：职业打假二十年，依然拦不住疯长的韭菜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8字路口 Author 白居伊
1996年3月6日下午，在众多保镖拥簇下，中央电视台演播间迎来了一位造型颇为诡异的男子。
套头假发盖住了平头板寸，两撇唱戏用的胡子夸张的贴在唇边，茶色眼镜一架，谁也看不见他的眼神儿。
看样子是来录《综艺大观》的。
结果，他走进了隔壁小崔《实话实说》片场。
这场赶在3·15前的录制，正是当时央视东方时空节目组推出的新栏目《实话实说》播出的第一期《谁来保护消费者》。
这个一脸造假的人，并不是一个委屈巴巴的受害消费者，而是在中国赫赫有名的“职业打假人”，王海。
这打假的怎么打扮得像个造假的？
原因也有点社会。
王海干的是到处得罪人的事儿，得罪人就没好下场。
在此之前，南方卖假货的在江湖上放出狠话，要20万买他的项上人头。
王海多次在打假时遭到商家围剿，被当面揪着领子威胁：你丫的怕不怕有人弄死你呀！他的BP机不断收到这样的留言：速去八宝山！速进烈士陵园！
一直到杭州一位老板为他购置了100万的“递增养老附加人身意外险”，王海才稍微踏实了点。
除了危险之外，形象暴露也不利于王海的打假工作。如果谁都认识他，他再去乔装消费者买假货，就不容易了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在中国打假，堪比卧底毒枭据点。
于是就这样了。
打假英雄王海，竟然一脸都是假的。
这算什么事儿啊，太可悲了！在现场，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部主任武高汉差点泪洒演播厅。
你还别说。在当时的中国，打假就是这么难。
1
1995年3月25日下午，王海艰难地行走在北京七拐八拐的胡同里，开启了一段绝望的寻找消协的奇幻之旅。
这是他的成名之战，起点不过是因为在东城区隆福大厦买了几副假的索尼耳机。
他是为了买来送人的。结果发现，单价85元一副的耳机，耳机合模缝处有明显的小毛刺。他认为，日本索尼这种大公司不可能注塑做工如此粗糙。
更侮辱智商的是，耳机包装上居然印着日本另一家公司的名称。
王海没想抢着当冤大头。自学法律的他无意中翻到1994年1月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对第49条的赔付条款留了个心眼。
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由假一赔一，扩大力度到了假一赔二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王海此番“押宝”成功，依照法律可额外收到一倍的赔偿。
于是，他开始了这趟维权之旅。
因为隆福大厦在东城区，王海起初打了电话找东城区消协。奈何一顿忙音后，索性拦了辆出租车，想直接杀过去。
没想到，对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了如指掌，中南海一共有几个门一清二楚的北京的哥压根都找不着消协在哪儿。
王海只能绕道在东城区工商局下车，在那查到了消协地址。
然后也就问了七八个人，拐了十几个弯，走了好几千米路，在一条不起眼的羊肠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消协。
结果消协房子翻建，工地儿除了忙忙叨叨的建筑工人，不见一个消协工作人员的人影儿。
人去楼空，没贴告示，也没打听到临时办公地点。等他拐出胡同的时候，天都擦黑了。
一天光花在找路上的王海打算往上告，转天给市消协打电话。这回是有人接了，不过接电话的人竟然也不知道东城区消协在哪儿。
倒是给王海指了条路：要找消协投诉的话，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进行鉴定。
成，那就找市技监局。
结果市技监局电话在那头又说，你这鉴定得去东城区技监局啊。
估计王海要对打电话ptsd了，他又费了老大劲，找到了藏在小胡同里的东城区技监局。
人家一看，眼明脚快地把球踢了回去。这牌子的真伪我们可鉴定不了，你还得去找市技监局。
都折腾到这了，不能瞎费功夫啊。王海一狠心又打车去了在京城北郊的市技监局，花了20多块钱。
看来北京当时还不太堵。这要搁在今天，20块钱还不够付滴滴延误费的。
这回没出什么岔子，但是接待投诉的工作人员在他填完一堆投诉表之后，说局里得把耳机送到索尼公司去鉴定，案子多，估计要等上3个月。
在京人吃马喂哪耗得起这个，王海决定亲自去索尼驻京办事处做鉴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客户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告知王海所买的型号是假冒的。
不过，索尼公司拒绝为王海出假货证明，理由是公司不对消费者个人出具书面说明。
看着灰头土脸，辛苦维权的王海，工作人员好心提醒：
要让法院、技监局或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出面找公司，才能出具证明。
快被当做足球踢烂的王海算了笔账，包括住宿费、餐费、交通等等，在京两天花销已超200元，两副耳机就算加赔170元，合着还是倒贴。
于是，他转身去柜台又买了十副假耳机，随后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。
一个月后，等来了工商的意见：
索赔属于民事纠纷，工商局无权干涉，只能进行调解；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：只退赔先买的两副耳机，后10副属于“知假买假”，只退不赔，但同意给200多元补偿金。
1995年8月4日，《中国消费者报》在一版以《刁民？聪敏的消费者？》为题，就王海购买假耳机依法要求索赔一事，进行了专题讨论。
见报后，王海此举顿时震动京城，各路人马纷纷下场发表意见。
当时有很多人站在了王海的对立面，比如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法学专家就说：
至于消费者（王海）第二次在隆福购买10副耳机，隆福不构成欺诈，理由是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已知道此型号的耳机是假货，没有陷入错误的判断。对此，也让隆福加倍赔偿，就会使消费者获得不当利益。
一看专家站在自己这边，隆福大厦更高兴了，一口咬定不赔。
倒是他们的同行——赛特购物中心的一位公关部经理义正言辞地表示：
前后两次都应加倍赔偿。作为销售者，你不知道顾客的购买目的，也无权无需去问，你只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就是了，收了人家的钱，就得给真货，这对所有的顾客都一样。
所以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卖假货事实一旦发生，就该按有关规定办，加倍赔偿人家，这是商家的本份！
生动演绎了郭德纲老师那句名言：
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！
2
王海的出现称得上是时势造英雄。
其实也可以说：他来晚了。
八九十年代，中国刚刚睁眼看世界，是充满理想，朝气蓬勃的时代。
也是一个假冒伪劣大行其道，十亿人民活得战战兢兢的时代。
看个病被假药治死了，上个桌被假酒喝瞎了，穿双新鞋三天就咧嘴了，祖国的花朵都被毒奶了。
就在王海成名的1995年，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抽查统计结果表明：当年第一季度中国产品质量合格率仅有65.9%。
1998年，山西朔州地区发生特大毒酒事件，造成20多人中毒死亡，数百人送医抢救。
工业酒精中含有约4%的甲醇，勾兑白酒成本远低于食用酒精。误饮5-10毫升甲醇可致双目失明，70毫升可致死。
上海一位退休女工胡爱苗，由于服用上海一家制药厂生产的毒性标识不清的卡马西平药，导致高烧40度，全身多处糜烂，每15分钟吐血水一次，连续吐了5天5夜，九死一生……
产品质量的逐年下降与产品伤害消费者事件的逐年上升完全成正比。
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1991年央视3·15晚会应运而生，一边给消费者进行维权启蒙教育，一边敲打着无良商家点名。
那英的一首《雾里看花》也迅速走红：
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；
涛走云飞 ，花开花谢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？
你知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，哪一句是情丝凝结？
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……
这是著名词作家闫肃专为“3.15”晚会，同时纪念《商标法》出台10周年，写的朦胧柔情版“打假歌”。
为了让消费者的腰杆子更硬，1994年1月1日起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也正式施行。这才有一年多以后，王海的知假买假。
改革开放浪潮下，假货铺天盖地。但这一遭，市场经济发育早的国家其实都蹚过。
17世纪的荷兰市场假货屡见不鲜，“德国制造”也曾是英国市场上劣质货的代名词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，往美国倾销了大批连门都关不上的卡车……
不过，就算假货再横行，也得承认一点：
有的消费者不光是差双慧眼，可能压根都没睁眼。
连王海都曾说过，他并不是什么识假专家。为什么能打得准？只不过是中国的造假技术太拙劣了。
与消费者的意识落后相比，就连一些执法者的素质也不到位。
有一次，王海在北京王府井一家商厦，盯上了意大利国际知名品牌fortei（富铤）。
致力于走中高端路线，创办十年后走上跨国经营的富铤，在1988年进军中国大陆。
而后紧接着成了地摊商铺的贩假对象，票夹单价卖20多那种。
躺在商场里的富铤票夹单看售价是正常了，165元一个，但看做工，保不齐跟地摊来自一个厂家。没有条码，没厂名厂址，没胶袋，甚至款型都不对。
简直白给。王海花了2970元，激情下单了18个，准备去索赔。
没想到，他直接被工商所所长兼消协负责人兜头浇了盆冷水。
所长拿过钱包看了看，说：
——这钱包是真皮的，怎么说是假的？
——牌子是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
——专卖店鉴定的不算数，说不定专卖店卖的也是假的呢。
——你到底买这么多钱包干嘛？
——要说送人，我看这钱包质量也不错，能凑合，就凑合着用吧，别自找麻烦了。
——买到假货可以要求加倍赔偿？这个我倒是听说过，但我们工商所不管这个事，你要说退货，那我们还得把商店的人叫来调解一下。
3
王海的打假生涯早期，有一个牌子屡屡进入他的瞄准镜。
金利来。
在王海成名的1995年，他买了两个金利来礼盒，并在一周后顺利得到赔偿金。接下来，他在很多城市都如法炮制，一打一个准。
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在广告上下了大功夫。那个时代，央视威力无穷，能一直下沉到18线市场。金利来的名声实在是太过洗脑。
广告上整天循环播放，又是当时最时髦的香港货。谁要是在饭桌上“不经意” 亮出金利来的标，那就是身份的象征。
然而，曾先生没有想到，他花大钱砸的广告，反倒成就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假货。
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：1995年，中国城镇居民全年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只有3893元。
金利来的一套西服就卖500元上下，还是非定制的。
也就是说：
普通人一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上一套西服。
买不起真货，假货自然就有了生存空间。
广告深入人心和老百姓消费能力不匹配的后果，是全国出现了一万多家金利来制假厂。
平均到当时全国2862个县，每个县差不多都能摊上3家。
光是1996年，金利来就因为假货泛滥，损失销售额至少两个亿。
王海打的那点假，简直九十九牛一毛。
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着金利来的旗号招摇撞骗，模仿曾先生手迹，P合照（真的，那个连电脑都没有的时代，也有P图技术）；甚至在湖南还有人自称他的女儿，骗签了几个亿的合同。
又气又无奈的曾老板被逼得出来澄清。核心就是一句话：
我根本就没有女儿。
这一万多家假冒的金利来工厂，都活得倍儿滋润。
假如一家制衣厂需要一百个工人，它养活的绝不止这个数。
厂房仓库的租金水电、机械设备的运营维护、原材料的生产购买、工人们的工资奖金；物流环节的打包、装箱、运输、食宿；销售环节的上铺租赁、用工成本、广告宣传……
这可绝对不止一百个人的饭碗。
如果厂子效益好，扩张规模，还会吸引乡镇乃至周边农民进厂务工，届时又会出现住房、子女教育、医疗、消费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各行各业的需求。GDP一下子又上去了。
这样算来，从生产、运输、销售、消费，整个造假产业链条将有多大的资金消耗，推动多少人就业，一年给地方政府创造多少税收，为了上下打点，又有多少灰色收入进了当地领导的腰包……
这一万多家假冒的金利来工厂，乃至当时形形色色的假货，都活得很滋润，而且还多少能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保护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王海几经打假受挫后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
凡有假货，必有地方保护主义。
比如说，河北无极县，一个不起眼的华北小县城，当时是出了名的假药制造地。最后被国家医药管理局点名整顿。
该县一主要官员竟然专程跑到北京求情，要求网开一面，理由是：
看在无极百姓的生计和发展的份上。
大环境下，王海们的打假路或多或少都碰上了阻力。
1997年3月14日的《南方周末》上，一篇名为《个人打假群英会》的报道占据了近两个版面。罗列了当时全国各地共计18位“王海”的打假经历。
他们的打假方式大概一致，遭遇却惨得花样百出。
有输了官司请有关人员吃饭、跳舞、找小姐作陪，搭钱打假的；有被警察抡耳光，8进派出所的；有遭电话恐吓，家中玻璃被砸烂的……
但是，中央政府对假冒伪劣的态度从来都是非常坚决。
因为，算的是另一本账。
假冒伪劣危害生命财产安全不说，它还直接从政府口袋里掏钱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腐败。
1997年，全国“打假”工作会数据显示：三年来全国查处的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104亿元。其中烟酒、药品造假占了大头。
再其中，褚时健一手打造的红塔山卷烟，就给数据添了一大笔。
据测算，玉溪卷烟厂一年生产总量约120万件。而当时全国市场上假“红塔山”卷烟高达60万件，数量达到前者一半。相当于国家因此损失税收50多亿元。
这个时候，褚时健正在私分174万美元，离身陷囹圄不远了。
而假烟泛滥一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，相当于褚时健贪污的345倍。
要知道，第二年中国在乌克兰买下一艘船，才花了2000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一个多亿而已。
这艘船就是如今的辽宁号航母。
4
在职业打假这条路上，王海已经走了25年。
他把打假作为一门生意来做，有赢有输。从正规工厂生产的劣质品，到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，他打遍了中国。
他甚至还为中国人省下了一笔上厕所的费用。比如他起诉天津的日资百货伊势丹，因为他们向每个上厕所的消费者收两毛钱。从此之后，全国的商场纷纷取消了这项收费。
然而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造假和卖假的形式更加新颖，效率更远远超出了王海那个时代。
拿前一段时间他打的快手带货王辛巴团队来说。
王海买了辛巴带货的燕窝饮料，拿到专业机构检测。
检测报告显示，这款燕窝饮料里蔗糖含量为4.8%，蛋白质为0；而被视为燕窝中最金贵的成分——唾液酸，含量只有万分之四点一。
且不论鸟的唾液到底能养多少生，起码一颗普通鸡蛋的蛋白质含量都有6克左右。
换句话说，辛巴带货卖出近6万盒，总销售额1000万的这款燕窝饮料，本质上就是糖水。
被王海打假后，辛巴起初是气壮如牛，强硬至极；然后又火速转变态度，在镜头前鞠躬道歉，承诺买一赔三。
但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。在他公司的注册地广州市白云区，相关部门已经对这件事情立案调查。
而媒体发现，为他生产这款糖水的代工厂依然在昼夜不停地开工生产。在20000平米的宽阔厂房里，工人们把糖水贴上不同的标签，就成了各种各样的燕窝产品，发往全国各地。
不仅如此，有位女性把喝了辛巴带货的这款燕窝饮料的感受发在网上——没什么固体，是糖水——遭到了众多辛巴信徒的网络暴力。
她每天电话、私信不断，都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威胁辱骂。还有人劝她：找辛巴直播间门口跪下求饶也许还能原谅。
王海打了二十五年假，依然拦不住这块土地上疯长的韭菜。
它们还是层出不穷，碧绿茁壮。
如今搜一下王海和辛巴的名字，会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微博问答上如此写道：
王海，你就是想在辛巴身上坑点钱，就你们这些打假的骗子，死全家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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